中午 12 点 20 分，一群肤色各异的男女老少走进酒店会议室。门口的指示牌上写着「会议时间：11 点」。
人们的脚上，有的是帆布鞋，有的是人字拖。纽扣衬衫、西装外套和工装短裤、背心混在一起。会议室在酒店的 19 层，从落地窗向外看，是泰国曼谷洒满阳光的城市天际线。
最后，44 个人挤满了会议室，喝着啤酒或红牛，聆听关于系统管理、直销、外包和「灰帽黑客」的演讲。
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时的人，收入中位数一般都有六位数，正在「度假式」参加来自世界各地互联网创业者的分享会。这是「数字游民」马克·曼森（Mark Mason）亲身经历的一次难忘的会议。
除了曼谷，拉斯维加斯、柏林、东京、迈阿密……类似的会议和组织层出不穷。
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叫「数字游牧」，其从业者被称为「数字游民」。「数字游牧」不算新，但在 Covid-19 暴发后，已经成了全球最热门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想想看，在巴厘岛的海边，一边喝着冰汽水一边工作，累了就下海游一圈，唯一担心的就是电脑散热不太行——是不是特别「凡尔赛」、而且人人真心艳羡的那种？
「每周工作四小时」
选择「数字游牧」的人，全职和兼职都有，主要特征就是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Covid-19 已经持续了三年，远程办公成了「新常态」。「数字游牧」这种「边度假、边工作」的趋势由此抬头。
为迎合这一趋势，全球超过 25 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和旅行签证一样方便申请，但允许持有人在目的地国长时间居留并从事本职工作。
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一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率先为「数字游民」大开绿灯。很快如阿联酋、巴西和意大利等国也有样学样。
「数字游民签证」在各国的具体名称不同——德国和捷克等国家称之为「自由职业者签证」，冰岛叫「远程工作者长期签证」，葡萄牙叫「独立工作者及企业家签证」。
不同国家的申请条件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申请人要缴纳旅游保险，提供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申请费用会依照国家不同、居留时间长短而出现浮动，从 200 美元到 2000 美元不等。
只要能「出国」，「数字游民」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工作多久、住在哪里的执行问题了。
数字游民的工作常态，工作量不饱和，气死要员工回来坐班的马斯克
工作地点，可以是公共图书馆，联合办公空间，也可以是咖啡店，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费 WIFI 就行。工作时间表也非常灵活，无需朝九晚五，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开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心情安排日程。
不少城市成立了「数字游牧社区」，数字游民可以长租，也可以办公，还可以交友。
国内比较知名的社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DNA 数字游民公社」，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职业者，渴望自由的乡村生活。公社也会组织公益性的活动，为村里办报纸，开电影放映会等。
美国畅销书作家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s）在《每周工作四小时》一书中，把「数字游民」称为「新富人」。
「新富人」是经济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术的受益者，每周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就能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每周工作四小时》，上市时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畅销书榜第 1 名
「新富人」的定义并不准确。一开始实践「数字游牧」生活的，多是早些年在互联网「淘金」发家的人，像币圈炒家、黑客和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实现了工作地点自由，因此才有文中开头的曼谷参会者「身家超过六位数」。
如今「数字游民」的群体已经大大扩充，和过去「背包客」类似，算不上 「新富人」了。
不见得要财力雄厚，只要赚的钱足够覆盖旅行食宿的支出，「游牧」就可以立刻开始。
新名词，老面孔
不是所有的线上工作，都适合「数字游牧」。
目前来看，「数字游民」从事的职业，不外乎撰稿、设计、写代码和营销这四种。关键是，在没有「数字」的时代，这四个工种也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是否出门「看世界」。
从灵活就业的便利，以及高风险、低保障的就业条件而言，「数字游民」和「零工经济」很接近。
一开始，零工经济也是「新富人」的玩法。「新富人」需要一份对冲职业——时间自由、财务分散、无视组织约束。对冲是一种奢侈品，适用于那些生活中本来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选择的「成功者」。
零工经济刚在美国流行时，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朱丽叶·B.肖尔（Juliet B. Schor）采访了 43 名受访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从 Airbnb、Turo（相当于汽车租赁界的 Airbnb）和 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应用程序）赚钱。
她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零工经济依托于垄断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包」模式，投资人大笔投入，平台疯狂烧钱，早期进入的「玩家」，收入都相当可观，吸引了更多谋生而不是「玩票」的人进场。
疫情第三年，很多失业者只能依靠“零工经济”谋生
渐渐地，零工经济成了谋生者的唯一选择。像印度的外卖送餐员，经历了送餐应用程序 Swiggy 带来的「高期待」的滑落。
该应用程序承诺为送餐骑手提供高达 5 万卢比（约合 660 美元）月收入，但随着疫情扩大，经济低迷，汽油涨价，如今的送餐员基本处于「赚不到钱」或者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这份工作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任何保障。
相比之下， 「零工经济」从业者阶层下移的现象更为明显：它们从「新富人」的对冲游戏，变成了失业者再就业的「救命稻草」。
「数字游牧」已经不再是 「新富人 」的专属，但还没有像「零工经济」那样阶层下移的那么严重。
一是由于这一类工种以脑力劳动为主，从整个社会的收入阶层来看，也是排名中上的；二是由于其「看世界」的性质，包含了身份的建构，会吸引更多「波希米亚」分子的加入。
身份的焦虑
职业身份意义重大。
耶稣的职业选择，是后世身份理论的基础。加利利地区的木匠属于半技术工种，不怎么稳妥，赚钱也不容易，但他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拯救人们罪孽的人。
两种迥异的身份在他身上结合，一个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可以是最圣洁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经验，同时拥有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来自职业、收入和他人的评价，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他的道德素养和精神追求。
高难度 摆拍，我等打工人千万不要模仿
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再低下，灵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贵。两种身份的差异，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都是充满救赎的安慰。
19 世纪「诞生」的「波希米亚人」，就是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显影。这是一个作家发明的、用来抵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群体。他们 是今日「数字游民」的先驱。
一大群游荡在剑桥、马萨诸塞、威尼斯和加利福尼亚的人，极端讨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升官发财；极端重视对自然和自身感受的体悟，比如搞艺术。
「波希米亚」精神在 20 世纪最大的回响，是「垮掉的一代」。
杰克·凯鲁亚克当众嘲讽那些「领口紧紧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 5:48 分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的社畜，大肆称赞「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其名言“我还年轻，我想上路”启发了几代人「看世界」的愿望
「波希米亚人」的传统也是搞社区。社区才能确保他们接触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知识经济」的家伙。因「波希米亚」社区闻名于世的地点，有巴黎的蒙帕纳斯，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切尔西，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的海滩。
「数字游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波希米亚」灵魂高于世俗的准则对主流社会的挑战。这一职业身份，也就成了 21 世纪信息社会里「波希米亚人」的时代显影。
当游民们在世界各地的海滩上仰望星空，敲下一行行代码，那些令人窒息的「内卷」、「996」、高通胀、能源危机、瘟疫和战争，都在灵魂的喜悦下变得微不足道。
身份的焦虑普遍存在。如何定义「成功」，今日的标准和过去数千年历史上的标准，差别不是很大。人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如何满足需求，并在满足自己需求和社会标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值得思考的。
「数字游民」希望在固定的标准下，尝试一些新的身份等级，并试图告诉其他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证明一个人的「成功」。
不过别忘了，一个人如果当得上「数字游民」，他已经算半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