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若若的手机里弹出一则新闻：据工信部消息，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
她先是愣了几秒，随后打开朋友圈，没有“星号”的行程卡截图正在刷屏。兴奋之余，她赶紧预定了中午还在犹豫的大理民宿，“生怕晚点就要涨价。”
在她的旅行目的地大理，客栈老板小谷对“摘星”也颇感意外。尽管还没搞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从同行和客人的兴奋里感觉到，大理又要热闹起来了。
当晚，他去找了一趟房东，给客栈续上新一年近20万元的房租。这两年，客栈经营艰难，他和房东磨了两个小时，砍了几万块。
对过去两年多遭受重创的旅游、民宿、餐饮从业者来说，“摘星”，是行业复苏的一个积极信号。在漫长的低谷期，他们经历了失业、亏损、倒闭，许多人已转身离开，但仍有人坚持“自救”，等待“重启”。现在，他们看到了曙光。
而在许久不能出远门的年轻人眼里，“摘星”可能不代表“随便浪”，但却意味着更多的出行可能，最起码，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过去，通信行程卡与健康码一同，是出行必备的“通行证”之一。而行程卡“星号”标志，意味着持有人所在城市存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出游的一道“拦路牌”。
他们开始计划“报复性旅游”，做攻略、查机票、订酒店。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消息发布半小时内，平台机票搜索量较前日同一时段上涨180%，酒店搜索量上涨220%。木鸟民宿平台数据显示，消息发布一小时内，跨省民宿搜索量瞬时上涨631%，达到疫情以来搜索量最高峰。
“摘星” 究竟能否复苏旅游，又将如何影响出行，尚无法定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报复性旅游”的年轻人：查机票、做攻略、说走就走
几乎是在得知“摘星”的同时，妮妮收到了单位发布的“出市不再需要审批”通知。她开心得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半小时后，她和同事就订好了邻市某个水世界乐园的门票。
她的上一次旅行，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2019年夏天，她在一个周末坐高铁去了苏州，逛了苏州博物馆、吃了很甜的包子和面条、在夜风中坐过水乡的客船。后来，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单位每年一次珍贵的“出省审批”，都被她用来节假日回家与爸妈团圆。
对她来说，没法旅行的另一重遗憾，是与好友相见难。她与大学室友们有一个微信群，群名是她们上一次见面的日期，每次聚会都会更新。有一天，几个人在群里聊得激动，室友突然说，“你们抬头看看，我们都多久没见面了”，群名写着“20191123”。
“摘星”，让她对未来的跨省旅游充满了期待。她计划中的第一站，是和许久未见的好朋友去大理，“听说那儿时间过得特别慢，想去洱海边和朋友吹吹风喝喝酒，聊聊这几年各自心酸或幸福的经历。”
无法和朋友一起旅行的无奈，筱肖也深有体会。
2020年和2021年，她一共退掉过12张不同目的地机票，“去青岛看海、去哈尔滨看雪、去三亚冲浪、去泉州跨年，这都是买了票订了酒店后取消的行程。”筱肖说，2022年上半年，她索性没有做过任何具体的旅行安排。
手机相册的“回忆”和微博的“那年今日”功能，总是在深夜emo时刻砸中她。“疫情前两年，还会说等疫情结束了，我们就去哪里哪里玩。现在感觉旅行是一种奢望，所以越发怀念以前的日子。”
晓雯把过去旅游拍的照片和视频都储存在百度云网盘，每次“去年今日”出现旅行瞬间，她都忍不住把所有照片翻出来看一遍，和朋友回忆旅途中的趣事。“我有多想出门旅游，相册最清楚。”
“摘星”后，“不能没有旅行”的她们，马上又蠢蠢欲动起来。
筱肖曾和朋友们约定，今年夏天一起去新疆自驾游。她把在小红书收藏的旅行攻略和vlog游记一股脑转发到群里，称“提前捕捉一些拍摄灵感”，又向正在新疆旅游的朋友打探起当地的防疫政策。对方称，主要还是看是否来自有新增病例的风险地区，保险起见，几乎每天都会做核酸。
晓雯把计划中想去目的地列出来，一一查询起当地的防疫政策、机酒价格，“准备挑一个风险最小、性价比最高的。”她觉得，“摘星”后，旅行前需要查询和注意的事项并没有因此变少，但起码少了一点后顾之忧。
也有说走就走的。“上半年工作生活太压抑了，本来就准备去旅行，好好休整一下。”自由职业者三三，“摘星”后第二天，就踏上了从北京去青岛的高铁，正式实施自己的“出逃计划”。
似乎在一夜之间，久久不能出门的年轻人，都重燃起对旅行的热情和信心。“远途旅行，是逃离庸碌日常的一个出口，我们可以不用立刻马上踏上旅途，但不能没有随时可以出门的自由与可能。”筱肖说。
“自救”的旅游从业者：亏损、倒闭、失业，等待“重启”
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急切地盼望着“摘星”后的市场回暖。
昨天开始，小谷突然忙了起来，一天能接待好几拨客人。这两年，大理的时间过得更慢了，小谷甚至觉得，他已经适应了漫长的低谷期。
去年暑假前，他关掉了开在大理古城人民路的客栈，那是一个背靠苍山、远眺洱海、能俯瞰整个古城的院子。他定的房价不高，因此生意还不错，一年能赚个10万。
但随着疫情的反反复复，游客数量锐减，入住率几乎对半砍。大理客栈众多，为了抢客源，他只好选择降价，“无论淡旺季都降价50%左右。”但收效甚微，之后就是亏损、关店。过去两年，这样的客栈死了一批又一批，商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大理古城再也不复往日的熙攘。
小谷不愿意离开，他已经习惯了大理的慢生活。位于大理古镇广武路的“谷德一屋（Good Evening）”，是他在大理经营的第二间客栈。那是一座典型的三层白族庭院，疫情期间，他还重新装修了一番，想着有一天能接待更多客人。
除了打理客栈，他还时常去果园摘水果、卖特产，在朋友圈带货，没有工作时，就去登山、徒步、跑马拉松。现在，他开始期待生活被客栈的大小事务填满，“最坏的都经历过了，该是转好的时候了。”
小溪在长沙经营着一家民宿酒店，6月下旬开始，来住宿的客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她每天都在祈祷“千万不要有疫情”，“七八月暑假属于旅游旺季，就指望这两个月能多赚点钱，弥补之前的损失。”
尽管位于长沙最热闹的商圈里人流量最集中的景区，但由于房租、人力、水电等成本巨高，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小溪的酒店每个月都在亏损，“最惨淡的时候一个月亏十几万。”
今年2月生意最差的时候，她不得不靠低价团购和网红探店来引流。“平时350元一晚的房间只卖199元，卖一单亏一单，但不卖亏得更多。”小溪说，今年附近许多酒店都因亏损在转让，楼下的小吃店不到一年换了三拨，原本人挤人的商业街现在常常荒凉得很。
但她还在坚持。“做这家民宿酒店花了很多心思，不舍得就这么放弃了，而且，现在转让也卖不出好价钱，不划算。”更重要的是，她觉得总有看到希望的那一天。现在，这一天似乎又更近了一些。
在长沙这座网红旅游城市，更多的旅游从业者开始“复工”。
咖妃是湖南西域潇湘旅行社的一名旅行定制师，“摘星”后，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出行高峰，她所在的团队很快把已有的跨省旅游产品进行了盘点和调整，强化运营，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秦琳曾是一名出境导游，自从境外游因疫情暂停，而国内游竞争激烈，加上刚刚当了妈妈，她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线上，“比如，宣传销售旅行社合作的酒店、周边景区门票，做海外代购等。”
最近，她明显感觉到，来订酒店的人多了起来，沿海城市民宿尤其火爆。“可能暑期旺季来了，加上‘摘星’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感觉市场要回暖了。”
过去两年半，秦琳和咖妃的许多同行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从业多年的她们，即便在“失业”和“返岗”中反复折腾，依然在坚持。“我是旅游专业出身，客户资源也都集中在这，跨界太难；另外，我确实非常热爱这个行业。”咖妃说。
疫情导致游客骤减，对导游、地陪、策划这类从业者的打击，是最为直接的。咖妃告诉开菠萝财经，疫情前，她在旅游旺季的月收入达到5-10万，年收入20万左右；但2021年，她的年收入只有3万，2020年一整年甚至只有1000块。
为此，她也不得不开拓副业谋生，“做代购、卖特产，还和朋友一起创业做日化品牌。”现在，她终于可以把主要精力重新投入到主业中来，“谋生同时谋爱”。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复苏，秦琳也在准备“复出”，但她更期待的是境外游的重启，“我很喜欢导游这个半自由职业，再难也不会放弃的。”
“摘星”，不等于“随便浪”和“赚大钱”
尽管万众期待，但大家都清楚，“摘星”并不等于可以“随便浪”。
小溪告诉开菠萝财经，酒店可以接待哪些地区的游客，并不根据行程卡是否带星号判断，而是按照属地派出所列出的风险地区以及旅客的核酸证明来认定。
沈阳想筑民宿主理人clover，在“摘星”当晚，就收到了属地派出所发来的最新风险地区排查表，“游客能否入住，主要还是根据是否来自风险地区判断的，我们必须配合当地防疫政策。”
秦皇岛阿那亚民宿订购工作人员也向开菠萝财经表示，能否入住与是否带星号没有关系，“需要核查游客所在区域内是否有新增确诊病例，是否为重点排查地区。”以北京为例，其表示，目前昌平区、朝阳区、丰台区、经开区、通州区、东城区都无法接待，其他区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并在入秦后48小时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
在多位行业人士看来，“摘星”的意义在于，为未来防控常态化下的出行、出游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告诉开菠萝财经，“摘星”是人员流动管控从偏紧向正常化过渡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进一步落实动态清零政策的积极表现。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目前，区域范围已经精确到区和县一级了，原本的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只能到地市一级，两者存在差异，取消星号标记后可以让行程卡这一防疫工具与最新防控政策接轨，有效规避基于行程卡星号标记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现象。
那么，“摘星”，究竟对万众期待的旅游业复苏有多大影响？
魏翔表示，旅游业短期内的确有望迎来复苏，但更多地是人流量和人次量的反弹，消费量和旅游收入则不太可能出现井喷。从长期来看，旅游业会经历一个健康的降速，然后向质量结构调整的方向发展。
“可以较为乐观地预测，暑期、国庆乃至今年下半年，旅游市场的行情是向上走的，过后很可能回归结构优化后的常态。”他表示。
在魏翔看来，过去两年半，疫情的确对一线接触性服务旅游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疫情下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渗透，也倒逼了旅游业从粗放、直接往科技化、高质量服务转型，从大众旅游向国民休闲转型，例如数字旅游、智慧休闲、教育研学、户外休闲等。最为典型的，即露营的兴起。
咖妃所在的旅行社，就在2021年开始从传统旅游行业转型高端私人定制游，主营新疆旅游路线。
“以前，批发商给我们一条线路，我们负责给客户按照既定的行程去订车、订房、订景点；现在我们根据客户的私人需求来设计方案，想去大众景区还是小众景点、想多休息还是多游玩，都可以调整，自由度非常高。”她解释说。
在西安做讲解老师的王刚，最近也在考虑转型。
疫情前，他在从业两年多时间里，带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去了不下500趟兵马俑和150趟陕西历史博物馆。疫情后，他的工作量骤减，像他一样面临失业的许多从业者都在转型“自救”，有人去做主播、有人去当司机兼职导游，但似乎收效甚微。
据他观察，这两年，旅游市场更多以小众团体出游为主，游客也更愿意为知识付费。“行业复苏后，我会重新投入博物馆讲解工作，往旅游研学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