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颠覆医疗”的豪言壮语，也不再有“移得动，移不动”的争论，互联网医疗这三年走得颇为平静。我们没有想到，“新冠疫情”成为刺激互联网医疗的一支强心剂。
疫情期间，多个平台都推出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问诊专区，收获了用户量和问诊量的大幅提升。比如微信“支付”页，从1月26日开设“新冠肺炎疫情专区”起，截至2月6日，短短10天内，日服务超过千万用户，核心服务日接口调用次数超过十亿。
除了互联网医疗平台，医疗机构也纷纷推出疫情期间的专科在线咨询平台，以缓解门诊压力。比如，北京协和医院的线上专科咨询服务甫一推出就备受热捧。
在14亿人共同“宅家抗疫”的时期，互联网诊疗平台以“无接触”的方式，满足了医疗需求;互联网科普平台，以有理有据、生动明了的方式传递了医学信息;互联网购药平台，让宅在家里的人们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必须的药物;互联网会诊平台，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启了远程病例讨论的通道。说互联网医疗是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实不为过。
对这个第二战场，政府也在第一时间给予了政策支持。2月18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文，制定公布互联网复诊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政策。2月23日，上海市医保局表示，上海将具备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的定点医疗机构，为常见病和慢性病参保患者复诊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试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一时间，关于互联网医疗的“新风口”之说甚嚣尘上。问题是，这些“战时”的特殊需求到底是不是一次新风口？经历过高峰和低谷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将如何迈向发展的成熟期？
01互联网医疗：走出“战国时代”
作为一个曾经的互联网医疗人，我亲历了互联网医疗自2011年起从萌芽、增长到“去泡沫”的全过程，也见证了那个周期里各种豪言壮语、心潮澎湃、灰心丧气。所以，面对在疫情下快速升温的互联网医疗，我想从上一轮互联网医疗的起落谈起。
因为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比其它行业多几分理想主义的色彩。
几乎每个互联网医疗的创始人谈到自己的创业初衷时，都会提到家人的就医经历：好大夫创始人王航在孩子两岁时创业，微医创始人廖杰远因为侄子的求医经历创业，春雨创始人张锐出身医生家庭，“从小目睹医生之不易与病人之艰难”……中国医疗行业的痛点实在太多，似乎抓着哪个点都是个创业的好“IDEA”。
这些痛点和理想，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大潮迅速发酵，酝酿出了一个言必称“颠覆医疗”的时代。
我至今还记得，春雨医生的张锐在一次发布会上，激情满怀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不远处，是他的狗狗。那真是上一轮互联网热潮中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画面。当时，张锐以及他所代表的互联网医疗，给传统保守的医疗行业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青春反叛者的形象。2015年，他与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在一个会场遭遇，围绕互联网医疗能否“去中心化医院”、“有没有商业模式”等问题论战颇为激烈。
几年后张锐意外去世，这幅画面也显得格外令人唏嘘。
互联网医疗真正火起来，是2014年。那一年，腾讯通过大笔投资入局，以当时的行业最高记录领投了还叫“挂号网”的微医;阿里通过支付宝和阿里健康，双路布局互联网医疗。
两大互联网巨头的进入，全面开启了互联网医疗的“大圈地”时代——BAT公司、各路挂号平台、医疗信息化公司、初创公司纷纷入局;大量资金，投资机构的，上市公司的，私人老板的，短期内集中涌入这个行业;针对患者、医生、医院、医保、医药，不同公司开发出无数不同专科、不同阶段、不同功能的应用。
一时间，互联网医疗的产品线极其丰富，公司间相互的竞争也是酣畅淋漓。当然，除了被理想和痛点驱使，更多的入局者谋的是医疗健康这个听起来无限大的市场。
2016年年初，我在一次演讲中，曾用“医疗的战国时代”来形容当时的盛况——“争地盘、争人才、狼文化盛行、火药味弥漫，到处充满着荷尔蒙的气息”。我为这句话搭配的，是当时流行的电视剧《芈月传》的剧照。
短短两年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一方面，一些负面事件发生。2016年10月5日，张锐意外去世，春雨IPO之路被迫中断;2017年2月，百度宣布裁撤了300人团队的“医疗事业部”;另据报道，2017年，高达1000家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被注销。
另一方面，2018年，在放任互联网医疗行业自我探索数年之后，《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同时出台。这一系列法规在填补监管空白的同时，也界定了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范围。曾经包罗万象的大胆尝试，被缩窄到了红线之内——这三种服务都离不开“医疗机构”。
比如，远程医疗，是指“由医疗机构之间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远程会诊和远程诊断”;互联网诊疗活动，是指“由医疗机构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直接为患者提供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互联网医院，则要么“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要么“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
互联网医疗，不再是“颠覆者”角色，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传统医疗机构“收编”了。
互联网医疗的战国时代正式终结。
02功不可没的医改推动者
这个终结是不是只意味着行业的失败？该如何看待上一个周期的互联网医疗行业？
2014年，我去硅谷考察了同样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医疗产业。回来后，将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总结为四个阶段：用户生成内容、医患互动、参与医疗改革、数据驱动决策。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医疗发展正处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那一时期，美国互联网医疗方面的明星，既包括远程医疗公司Teledoc、云电子病历公司Practice Fusion、医保控费公司Castlight，也包括Nant Health这样通过建立肿瘤共享数据平台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则落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行业中最多的是两类公司：一是互联网轻问诊以及此后与实体医疗机构结合产生的互联网医院;另一类则是各类以优化医疗就诊流程为目标的公司。
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对解决医疗体系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所探索，从宏观上来看，包括医疗可及性、保险支付控费、医疗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从微观上来看，包括诊疗流程、医疗质量、医务人员教育、医疗管理、健康教育等。探索的结果是，在今天医疗行业中，“互联网化”成为了标配——在线预约挂号、在线调阅检查检验结果、在线医保支付，医生与医生之间远程会诊、远程查房，互联网技术和医疗体系，已经毫无痕迹地进行了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对推动中国的医疗改革，功不可没。
但同样是在“参与医疗改革”的第三阶段，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医疗产业出现了很大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业态和发展规模。
美国知名的数字医疗孵化器“Rock Health”在对“数字医疗”进行定义时，明确指出，这仅仅包括那类以技术驱动的健康相关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关注于医疗管理、医疗服务，还是助力创新医疗产品引入市场。那些只是运用了互联网医疗技术的医院、医疗保险公司则不能算作“数字医疗”公司。
在这个定义下，2019年有美国6家数字医疗公司上市，包括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医疗大数据与质量改进解决方案提供商Health Catalyst，医疗IT服务公司Change Healthcare，患者预约管理公司Phreesia，智能家庭健身器材公司Peloton，以及辅助生殖管理公司Progyny。
同一时期，如果以上市为标准，则中国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只有A股的几家老牌医疗信息化公司，以及在港股的平安好医生与阿里健康等。其中，平安好医生深度依托了平安集团的保险业务，而阿里健康在转型互联网医疗之前即已上市。
第二个差异则在于投资回报比。
从2019上市的其中五家美国数字医疗公司的情况看，在上市之前，五家公司共获得了14亿美元的投资，上市后，他们目前的总市值是130亿美元。这是一个接近1:10的投资回报比。
但中国目前的头部医疗互联网公司，其成长的代价要高昂得多，头部企业的体量也要大得多。比如，微医自2010年成立以来，获得的总投资已经超过90亿元;而在2月27日，平安好医生在港股的市值达到829亿元，阿里健康更是高达1859亿元。
这两个差异背后，实则是两个不同医疗体系下不同的互联网医疗生长土壤。
美国的医疗体系无论医疗服务提供还是医保支付，都是分散多元的，医生、医院，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商业保险公司，联邦保险公司，管理式医疗机构……大量不同的角色分工合作，孕育了互联网医疗的丰富业态。此外，HIPPA法案，远程医疗方面的成熟法规，也为行业的多年发展提供了良好规范。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疗行业主体则单一得多。医疗服务供给方面，尽管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大大增加，但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公立医院无论是诊疗人次还是入院人数，都占了总量的八成以上;医疗保险方面，商业医疗保险发展迅猛，但目前来自商业健康险的赔付额还是仅占社保赔付额的1/10。
换句话说，要想在中国的医疗行业创新，企业要么需要直接面对“巨无霸”式的客户，要么需要与这些“巨无霸”式的主体直接竞争，教育市场的成本高，谈判余地小，创新门槛极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公司格外“烧钱”，为什么一轮周期之后，还活跃在场的只剩下大体量的玩家了。
03有望快速爬坡的三种角色
事实上，从一个长远的时间轴来看，互联网医疗产业短短几年间的兴衰，恰好落在了“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上。这个产业走过了“技术诞生期”、“期望过高期”、“泡沫幻灭期”，正在经历“缓慢爬坡期”，或许即将进入“稳步增长期”，或许还要经历一两次波动才会真正成熟。
这几天，互联网诊疗火线纳入医保的消息再次让行业沸腾。可以预见，在疫情的刺激下，会有更多利好政策出现。但谁能抓住机会，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快速走过“缓慢爬坡期”？在我看来，有三种角色可能在把握这个机会上更有优势。
一是赢家通吃的流量巨头。
2018年以来，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头部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背靠各类资源流量入口。这些流量来自几个方面。比如，平安好医生的流量除了线上用户，很重要的是平安保险的保险客户;实体医疗机构作为互联网医院必要的依托实体，是最重要的患者流量入口;BAT、京东、美团等平台积攒了大量数据化的用户入口，有一定的优势将其转化为医疗健康细分领域的用户;在医疗行业深耕几十年的医疗信息化公司，已经通过软件深度渗透到医疗行业当中，他们掌握的，是医疗机构和医生这个重要的行业入口。
二是务实低调的隐形冠军。
虽然互联网医疗行业不再喧嚣，但医疗行业的痛点仍然存在。这些痛点依然需要通过医疗改革和技术方案推动改进。本次疫情再次暴露出现有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在医院之前的“医疗守门人”角色仍然缺失，对此，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方案做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随着老龄化到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与照护需求？如何更好地整合各类医疗健康机构和应用，形成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医疗模式？如何从关注个体健康到关注人群健康？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对医疗健康体系有深入研究、执着低调的行业“协助者”有望成为其中的“隐形冠军”。
三是新一轮的行业颠覆者。
2003年的SARS推动了医疗体系的重建，大大促进了制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产业快速发展。其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引擎是市场的“扩容”，即医保覆盖面扩大、医疗软硬件的财政投入加大，医疗购买力的大幅提升。本次疫情后，“创新”有望成为医疗体系重塑与产业发展的新引擎。这次疫情加速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全面应用，培育了健康教育、远程医疗、居家诊疗及家庭健身等方面的需求。未来一段时间，互联网医疗能否与这些技术深度融合，诞生出新一轮的行业颠覆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乐观的预计并不会快速成为现实。过去一个行业周期教给大家最多的，就是“耐心”二字。疫情这支“强心剂”并不会成为一次新的风口。比起“如火如荼”，“细水长流”才是这个行业未来的主要节奏。
当然，就像疾病传播的速度可以因为人们的努力变小，也可以因为人们的忽视变大一样，互联网医疗产业能否快速进入成熟期，同样取决于各个角色的共同努力。政府和社会是否会在疫情后全面反思，以真正务实的态度梳理这个体系中的问题，并对各类创新解决方案进行鼓励，这是决定产业发展快慢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