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当下的社会热点词汇之一，也是哲学研究的一大热门主题。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主体性、伦理等问题，以及影响社会分工、推动人的解放等多个论域。基于历史视野来看，中国人工智能哲学近年来的“变热”并非首次，而是拥有数十年的研究传统，并经历不同时期研究焦点的转变。虽然人工智能哲学与科技发展前沿紧密相连，但亦有必要在“向前看”之余“向后看”，厘清其发展源流。这不仅是书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于思考哲学如何在科技时代更好扮演自身角色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的起源
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是如何起源的？人工智能本身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从“智能”到“人工智能”的概念起源；另一条是从控制论到人工智能的理论起源。“人工智能”概念的出现可追溯至20世纪60—70年代。1965年，《自然科学学科简介》在“计算技术”一级条目下设有“信息加工理论”二级条目，后者下设有“人工‘智能’研究”三级条目。1972年，《仿生学文献索引（二）》内已明确使用“人工智能”对应于“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列有一般问题、自组织、学习机、考试机及其他有关装置等子条目，是目前可见最早使用“人工智能”的中文文献记录。
此外，虽然相比于今天，半个多世纪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较低，然而机器模拟人类智能（或者说机器模拟大脑）的重要发展目标，自那时起便已树立起来。从实践上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前行的，是日益发展的计算机技术；而从理论上联结起“人工”与“智能”的，是具有横断性质的科学——控制论（Cybernetics）。人工智能起初被视为控制论的庞大科学体系的四大分支之一（另外三个分支是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也是控制论沟通“本质上不同的技术系统、生物界和社会”的一种体现。
正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科学研究与其哲学研究之间具有联动效应一般，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启与人工智能哲学的兴起也是同步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少量的翻译和零星的讨论，到改革开放后才渐趋火热起来。70年代中后期前，《自然辩证法杂志》与《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系列翻译了苏、美、日、英、德、法等多国学者的研究论文。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当时以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批判为主，如认为“从‘人工智能’中可以嗅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腐朽气味”。到了70年代末，除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等自然辩证法界刊物，《哲学研究》《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等综合性哲学刊物也纷纷将人工智能哲学纳入视野。
从学科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哲学的起步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研究规划草案》在第六类题目“数学中的哲学问题”内已列有“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则在第六项“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内明确列出：“在技术科学方面，例如要研究人工智能、控制论、信息论和仿生学中的哲学问题，对系统工程学的分析等。”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热潮
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波研究热潮。这股热潮的推动主体有两个哲学分支学科：一是引领人工智能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二是拓展人工智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为代表，包括陈步、童天湘、范岱年、丁由等在内的前辈学者，有关工作涵盖论文、期刊、会议、组织等多个方面。1981年，社科院哲学所、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心理所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哲学问题座谈会”，是首次专门的人工智能哲学学术会议。参会者来自不同单位，涵盖哲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情报学等多个领域，被评价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结成联盟”。同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虽然该学会是以自然科学工作者为主的社团组织，但起初挂靠在社科院，童天湘当选为副理事长，反映出人工智能哲学对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密切关注人工智能这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论著往往会专门提及人工智能哲学，从而使人工智能哲学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时代性和综合性的新兴哲学主题。由众多不同形式的成就汇集起来的这波热潮有其焦点——认识论，并可细分为三大主题。
其一是首要问题——思维与物质的关系。机器模拟大脑亦即机器模拟思维，也是人工智能哲学的初始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人工智能是“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并行探索”，主要有自然语言处理、定理证明、感知问题、制造自动化、专家咨询系统等。根据人类思维的特点，人工智能需要攻克两个难关：一是认清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二是使机器具备人类思维的自我学习能力。人工智能若能实现机器模拟大脑，也就意味着物质能够模拟思维。这种模拟是物质对思维的“再现”，“消除了精神的神秘性，在认识论上是一个突破”。
其二是关键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曹伯言、周文彬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使人工认识器官不再局限于认识工具的范畴，而可能成为认识主体。只不过，人工主体不具备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一论点有着较大反响，童天湘和王海山分别撰写了与之商榷的文章。1981年5月、6月和11月，《哲学研究》编辑部先后在上海、大连和北京组织召开了三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座谈会，对“人工认识主体”的探索和争鸣余波不断。
其三是经典问题——人与机器的关系。人工智能的技术形态也是机器，但却已从基础概念上区别于以往的机器，如与之相关的“机器人”“电脑”等名称。“人工智能”本身亦是如此，“人工”表明机器属性，“智能”则被预设为与人类智能相同或相似。机器人能否等同于人？电脑能否等同于人脑？人工智能能否等同于人类智能？在18世纪哲学中，“人是机器”引起了许多争论；而在当代哲学中，“机器是人”也同样引起了许多争论。人工智能哲学可以实现人与机器关系问题的主客颠倒，即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一旦“机器是人”成立，人与机器的关系就不仅是人与技术工具的关系，也不仅是人与技术实体的关系，还是人与“技术他者”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整体热度稍降，发生了研究关注点切换的“社会转向”。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视野转向了人工智能与社会，探讨人工智能与时代变革、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人工智能与社会生产等话题。
童天湘的先驱性探索就是“社会转向”的代表，主要有《智能革命论》（1992）和《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1996）两部著作。在他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围绕智能形成新一代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拥有“人机复合智能系统”的主要形式和“高智力和高智能机（器）”两个要素。新的生产力推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将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农业社会以生物为主要资源，工业社会以技术为主要资源，智能社会将以智能为主要资源。为迎接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和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哲学也要作出超前的反思。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奠基者之一，马希文在哲学领域的贡献亦值得纪念。他参与译校了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1986）和侯世达（Douglas R.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书——集异璧之大成》（1997），两者的原著与翻译均堪称经典。2003年出版的《逻辑·语言·计算——马希文文选》不仅收录了他的各类研究作品，而且通过副标题关键词概括了他的研究旨趣。他认为，“计算机就是当年的蒸汽机”，应关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计算机不应是也不会是最终的智能机器”，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纵向而言，“社会转向”开启了当今人工智能哲学的潮流，与今天学界习惯于从科技伦理、社会治理等角度切入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方式具有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回顾20世纪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在60—70年代逐渐起源，在80年代趋于兴盛，在90年代发生转向，从而共同构成21世纪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进一步提升广度和深度的基础。
从20世纪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本身具备的若干特征来理解，可总结出以下三点。一是基础性。以“机器能否模拟思维”“机器如何模拟思维”“机器对思维的模拟能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作为人工智能的起点。这些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哲学研究起初就紧扣哲学基本问题，关注如“思维与物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等问题。二是综合性。对于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不但是整个哲学界的发力点，尤其是表现突出的自然辩证法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而且是哲学以外的领域所感兴趣的，参与人工智能哲学学术研讨和翻译工作的还有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情报学等领域不少跨学科研究者。三是前瞻性。尽管人工智能哲学立论的基础可能只是逻辑上或理论上的可能，但这类理论探讨的价值仍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的人工智能哲学在热度上无疑超过了20世纪，但就钻研哲学基本问题、联合不同学科尤其是科学界、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治理等方面而言，仍可从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