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直接管辖的97家巨无霸央企中，有一家最为特别。
它不上市，注册资本仅12亿元，是规模最小的央企之一；去年营收仅21亿元、利润仅2.46亿元；总部员工才500多人，却挑起了国家命运的重担——
从京沪高铁到港珠澳大桥，从南水北调到西气东输，从载人航天到海底光缆工程，从冬奥会主场馆到北京环球影城，从“一带一路”到京津冀规划……
在几乎所有中国超级工程的决策中，它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于规划一国经济的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要听取它的意见，并数次发来感谢信。
它是谁？
01 与改革同行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在国资委直辖的97家央企中，它既不生产制造产品，也不承担金融职能，而是唯一的工程咨询类企业。
具体而言，它是国家重大工程的参谋长，凡是提交国务院审批的项目，都要经过它的评估，在充分论证后，才能决定是否可行。
它与中国改革同频共振，也与中国现代工业、交通、能源、社会事业体系的发展深度交织。国家级大工程中，它无所不在，却又对公众保持低调。
中咨公司的诞生，是在1982年6月的计划经济时代。
当时我国重大项目建设初露峥嵘，上马大项目之前，科学论证显得尤为急迫，作为发改委前身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应运而生。
据统计，1950-1981年，我国累计基建投资7000多亿元，但只形成不到5000亿元固定资产，约3300亿元打了水漂。基建资金的浪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项目前期缺乏科学论证。
由此，我国初创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由国家计委直接领导。国务院当时对中咨公司寄予厚望，希望增加决策的科学性，改变行政领导拍板重大项目的局面。
不过，中咨公司起初也只是承担一些中小项目，甚至大部分时间都闲着。
1985年，对中咨公司而言是个飞跃的起点。
这一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重大项目“先评估，后决策”的制度，将中咨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赋予其“把关人”的至高地位。这让中咨公司从此与“大国重器”结下不解之缘。
40年发展历程中，中咨公司最重磅、最辉煌的工程之一，莫过于宝钢。
前中咨公司总经理石启荣，对宝钢感情之深无人能及。
来中咨公司之前，他是国家计委委员，兼任国务院参谋，全面负责宝钢筹备的内外事务，亲手把宝钢扶上了马。
1985年9月，宝钢一号高炉点火。1个月后，石启荣赴任中咨公司总经理。1985年-1996年在任期间，石启荣对宝钢二期、三期建设居功至伟。
宝钢二期结束后，三期被提上日程，但600亿规模的投资比前两期加起来还多，几乎占用了当时冶金部全部投资额度，惹来一片骂声和质疑。石启荣迎难而上，认为宝钢作为中国钢铁的脊梁，必须要瞄准世界第一、绝不让步。
为此，1992年，石启荣“曲线救国”，争取到了国家计委的单独批准，不再占用冶金部的投资规模和产能指标。
1993年，石启荣向国务院呈送了宝钢三期可研报告，详细阐明了其重大意义，终获批准。
到了2000年12月，宝钢三期全面建成投产，跻身全球第二大钢企。从零开始，走到这一步，宝钢仅用23年，为中国迈向钢铁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02 摘掉鸟巢3亿的“盖子”
1987年6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对中咨公司提出了“敢言、多谋、慎断”六字期望，成为了中咨公司“决策民主科学化”的执业准则。
但实践中，盖戳放行、获批国家资金支持，自然大受项目方欢迎；优化、否决项目，中咨公司面临的阻力也非常人能想象。
2002年，51岁的中咨公司社会事业部主任胡元明，接到了奥运会大型项目评估的任务。“鸟巢”，便是9个大型奥运场馆方案之一。
该方案原本有“盖子”，全钢结构，重达3400吨，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可开可合。
对这个创新之举，胡元明大胆质疑：“盖子”有必要吗？
据他测算，盖子的造价会增加10亿，占鸟巢总投资接近四成，且顶盖开合容易变形、失控，酿成安全隐患。
加拿大蒙特利尔体育场就是前车之鉴，“天花板”被吊起后，拉断了高塔的粗缆，再也无法合上，不得不被焊牢在顶部。
于是，2004年7月30日，破土施工半年后的鸟巢被叫停，重新优化方案。
顶着各方舆论批评的压力、设计师们的怒火，最终鸟巢方案摘去了“盖子”，用钢量减少了22.3%，投资额压减达3亿之多！
据统计，在中咨公司累计完成的6万多个项目中，70%都有“瘦身”，累计核减资金超过3万亿元。
折戟的琼州海峡跨海工程，也是因为中咨公司扔下了一板斧。
这个当年“两部两省”（铁道部、交通部、广东省、海南省）联合力推的超级工程，预期投资规模达到2000亿之巨。
早在1974年，周恩来总理曾提议修建琼州海峡跨海通道。总理的夙愿并没有实现，却被广东省政府放在了心上，自1994年便启动前期研究工作，前后投入上亿元。
2009年，“两部两省”向发改委提交了项目建议书，琼州海峡跨海工程似乎只差临门一脚了。
但2011年底，中咨公司却对其给出了“推迟”的建议。
“从运输需求，以及工程地质、海洋环境、桥隧工程技术难题等方面来看，目前尚不具备立项开工条件。”
中咨公司交通产业发展部高级工程师赵旭峰及团队出具的报告详细论证，琼州海峡台风多发，处于火山地震断裂带，地质构造复杂且不稳定。一旦海底板块发生错位，对工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但对这个超级项目亮出黄牌，中咨公司也是如履薄冰。
赵旭峰表示，他们曾反复多次与发改委、两部两省及各设计研究单位沟通，最终达成了暂停的一致意见。
他说，“我们只为国家投资决策负责。”
03 中国石油，未雨绸缪
在无数国家投资决策中，石油管道可谓命门之一。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就开始紧锣密鼓筹谋石油战略储备工程，并且卓有成效。
如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缅甸的三条原油运输管道，分别把守东北、西北、西南门户，不舍昼夜，向中国汩汩输入石油，与海上通道一起，共同组成我国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
这三大陆上石油战略通道，最高每年可输入石油7200万吨。
它们的前期评估论证中，中咨公司都为国家发改委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尤以中俄原油管道历时最久、花费心力最多。
2010年9月底，漠河对岸的斯科沃罗季诺，中俄原油管道竣工投产，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驾车到达现场，开启了阀门。
自此，经由这条管道，来自俄罗斯的原油，经俄罗斯边境的腾达，穿越黑龙江到达漠河，贯通950多公里的中俄一线，便可抵达中国东北石油重镇大庆。
8年后，中国又铺设了与一线并行的姐妹线——中俄二线。两条线路年输入石油可达3000万吨，承担了我国陆上原油运输58%的重任。
这条管道，正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关键拼图。
俄乌冲突爆发，这条石油大动脉几乎不受干扰。
就在俄乌冲突发生前20天，中俄还刚刚签署了为期10年、过境中哈原油管道，供应1亿吨石油的协议。
中俄深化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布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俄原油管道，从构想到成为现实，足足跨越了15年的谈判。这背后，是无数个通宵的谈判、博弈。中咨公司，正是历史的亲历者。
1994年，中方初次与俄方接触沟通；直到2009年2月17日，中俄两国政府才最终签署协议，确定从2011年1月1日起，中方经由俄罗斯远东管道每年进口原油1500万吨，协议期20年，共计3亿吨。
早在2006年，中咨公司就中俄一线开展评估论证，并组织专家对重要施工站点及沿线大兴安岭林区、冻土地带进行踏勘，召开了项目核准评估会。
2009年5月，发改委批复同意，中俄一线一锤定音。
2013年6月21日，中国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又签署了增供原油协议：到2018年，中俄原油管道年输油量逐渐增加至3000万吨，合同期25年，最长可延长至30年。
为了扩增运力，中俄二线应运而生，项目方案同样也是经过了中咨公司的踏勘和鉴定，才送往国务院报批。
2021年，我国进口原油达5.13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其中，自俄罗斯进口原油占进口总量的15.5%，份额稳步提升，为整个工业体系源源不断注入了黑色血液。
04 高铁功臣
工业动脉之外，全国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中咨公司也功不可没。
2011年，距离京沪高铁通车不到1个月，就发生了甬温“7.23”动车事故，高铁成为千夫所指的焦点。再加上耗资巨大、盈利遥遥无期，以及刘志军腐败案宣判后，资金链断裂，农民工讨薪、项目戛然而止，有关高铁的争议浪迭千层。
眼看着中国高铁就要成为“千古罪人”，从大干快上，要被叫停冰封。
中咨公司此时挺身而出为高铁发声，上书国务院：不应被发展中的问题遮蔽眼目，阻碍我国铁路健康发展。
这一意见最终被国务院采纳，由此逆转了高铁的命运走向。
之所以能够深刻理解高铁对经济的意义，是因为在京沪高铁的建成中，中咨公司曾深入一线调研考察，最有发言权。
1990年，我国首次提出高铁技术攻关，这一年，铁道部也完成了京沪高速铁路构想报告。
7年后，中咨公司首次赴欧洲研究高铁经验，并于1998年完成了京沪高铁项目评估。
京沪高铁直到2008年才正式立项，前期论证长达18年，可谓一波三折。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1998年以来，“轮轨派”与“磁悬浮派”的对立。
双方争执不下，唇枪舌战长达5年。磁悬浮派为了获得胜算，屡屡给国务院写信。
收到国务院转批的信件后，中咨公司花了近两年调研，2000年1月，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支持轮轨技术。
同年6月，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也在汇报总理的信中指出，磁浮方案不成熟，且造价是轮轨方案的3倍多，高达4000亿元。
于2003年9月，中咨公司再次牵头组织论证会，最终敲定高速轮轨是京沪高铁的必然选项。京沪高铁技术路线之争，就此尘埃落定。
有了京沪高铁的成功范例，之后中咨公司几乎承担了国内所有高铁项目的评估工作。
中国大地上，自此高铁纵横交错，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轨道风驰电掣。
05 国家高端智库
手眼通天，“上及中南海，下接地气”，是中咨公司的真实写照。
能够直通决策层、担当起国之重器评估责任的中咨公司，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家定位服务国家战略的高端“思想库”。
这得益于中咨公司强大的智囊团。目前，专家委员会有300人，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等机构，覆盖工程、经济、法律、国防等领域。截至2019年底，正式专家库人数超过1万名。
在重大项目中，正是这些专家跨界通力合作的智慧，才攻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比如，自1986年以来，中咨公司深度参与了南水北调的论证全程。
作为全球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建设体量之大、难度系数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此，中咨公司专门成立了包含16名院士的专家委员会，另有100多人的专家团队，评估、考察、论证之繁复，前期准备工作之漫长曲折，在中咨公司历史中无出其右。
除了参与重大项目，中咨公司还参与国家重大规划的研究编制、制定国家重要技术标准，以及开展以重大课题研究为主的政策咨询等，充分彰显“思想库”的智慧光芒。
到目前为止，中咨公司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近500篇政策咨询报告，其中至少有1/3获得了国务院领导批示。
据统计，截至2021年，中咨公司累计评估各类项目超过6万项，涉及总投资超100万亿元。
这其中包括：
- 长江三峡、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彪炳史册的世纪工程；
- 京沪高铁、广深高铁、港珠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洋山深水港、深圳宝安机场、北京大兴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
- 中国海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重大石化炼油项目论证，钢铁、水泥、汽车、船舶等重工业体系的搭建，吉利收购沃尔沃、比亚迪深圳汽车基地项目也有其身影；
- C919大飞机、中国“天眼”、载人航天、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中国海底光缆网络工程等高科技项目；
- 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讯、国家大剧院、上海迪士尼乐园、北京环球影城等重大社会基础设施……
没有哪一家公司像中咨公司这样，把血汗与激情，毫无保留注入到了国家超级工程的崛起中。
如今，中咨公司不仅在国内发光发热，也与高铁、核电、桥梁等中国“大工程”一道，积极走出国门——从中老铁路到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从中巴经济走廊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再到中巴、中菲、中老、中越、中俄等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规划编制，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四十年过去了，中咨公司在参与了无数超级工程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四十年后，这个业务领域的参与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高校、民营、企业等各类智库蓬勃发展，能够被决策层青目的咨询机构，远不止中咨公司一家。
接棒中资公司的，会是这些民间蓬勃而起的新智囊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可以留给时间。但正如时代一路走来又远去，所有前行者的经验，都会成为后人的梯与桥。
比起那些超级工程带来的勋章，这才是属于中咨的最高荣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杨 倩，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