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头图来自：unsplash
在将废物扔入垃圾箱的一瞬，我们仿佛就完成了和废物的切割。
然而，废物的旅途，将是漫长，而又充满奇幻的。他们被分拣、加工、还原，在全球被运输来运输去，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毛细血管，并且支撑起了体量惊人、制造了无数富豪的废品回收业。
同时，废物在全球环境中的旅途也是惊人的。从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到最深的海沟，我们都找得到最常见的废物塑料的微颗粒的踪影。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无声无息地包裹住了这颗蔚蓝星球，并且，真的又回到了我们人类的血管之中。
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带来的“用后即弃”、“计划报废”（有意为产品设计有限的使用寿命，令产品在一定时间后报废。编者注），或顺水推舟或操纵了人性的贪性，让今天的废物的体量膨胀如斯。但正如《西部世界》中那句被引作谶言的莎翁名言，“这场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如何不被推入生态彻底失衡的“残暴终结”，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一、“奇幻漂流”：废品的循环之旅
2008年，英国的一部老式报废电视机，被环保组织员工和记者偷偷放入了卫星跟踪装置（GPS），扔入了废品回收站。而后，GPS显示，这台电视机最终跨越5000多公里，出现在了遥远的尼日利亚的阿拉巴电子市场之上。这可能是非洲最大的电子市场，拥有5000多家店铺，人流量每天超过100万，似乎和非洲落后的电子产能并不匹配——可想而知，无数台像这部电视机一样被淘汰的电子产品们，从发达国家的垃圾箱、废物回收站“奇幻”地越洋而来，像在荒漠中造就绿洲一般，在人均GDP只有两千多美元、GHI（人均饥饿指数）处于“严重”区间的国家支撑起了繁荣的电子市场。
事实上，这不过是全球流动的废品及其回收行业的冰山一角。
这是一个被人忽视但格外庞大的行业，“全球回收业每年的营业额高达5000亿美元，约等于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球雇员人数仅次于农业的行业。”专注于报道废品回收业新闻的美国记者亚当·明特（Adam Minter）在他于2014年出版的《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中写道。将近十年过去，根据《2021年全球废物回收与循环经济市场报告》（Global Waste Recycling and Circular Economy Market Report 2021），相关行业2020年收入为4571.4亿美元，预计2021年将扩大至5172.6亿美元，增长率为13.3%。
通过回收行业，废品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中进行了“近乎完整”的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废物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毛细血管，随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全球渐次吹起的号角在国家和区域间被输送流转，还神奇地最终将开端和终点错杂交织在一起。
要理解这种循环，我们必须先理解废物回收的“长链条”：拿废旧电缆而言，制造它的原材料包括铜在内的金属原料和塑料材料，在电线厂的流水线上被依次添加，铸造成为电线，但要将废旧电缆再次利用的话，所经历的不止是买卖流程，还有着复杂的切割、分类，最后将这些被尽量还原转化的原材料送到分别需要它们的工厂。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被市场的供需所调动运转起来的。明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历史的循环”的故事，关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沿着几乎相同的路径，如何发展成为回收业的巨头，也几乎在同时发展成为制造业巨头的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政府对基础工业的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优势让工厂林立，唯一急需填补的是对原材料的需求。新兴的废品回收商们把眼光瞄准到了美国。在这个“有着多到这里的人没有能力自行处理的废品”的“废品沙特”，废品回收商们通过跨国生意赚得盆满钵满。明特称赞这些回收商们的“企业家精神”，早在这之前，他们将废品卖给工厂解决了原材料被严格掌握的问题，“废品曾经一点点瓦解了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瓶颈”。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越发需要回收废品带来的原材料，不仅仅是从美国来的。现代工业的制成品，是金属的大集合。建筑业需要大量的钢、铜，而电子制造业也需要不太寻常的钯金。很显然，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消费国。作为悖论的现实是，中国的金属资源并不那么丰富，甚至短缺，和进口矿石相比，废品回收的成本更低。明特在书中举例，2012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的中国，铜产量为560万吨，其中275万吨都是通过回收圣诞彩灯、废旧电缆这样的废品里的铜废料再利用得到的，而这些铜废料中的七成都是进口的，“换句话说，中国将近一半的铜材料都来自于进口的废金属”。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中国回收业巨头和制造业巨头的两种身份，几乎是互为表里。明特仿佛找到了一些相当明晰的联系：在千禧年初，中国的五大废品进口省份，正好也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五个省份，其中以广东为首。
在他的研究中，这个故事也曾在上上个世纪的美国发生过。19世纪初，拥有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公民的美国迎来了造纸业机械化，然而，制造低成本的优质纸浆需要大量的旧布，这正是美国所缺乏的。于是，造纸商和旧布回收商将眼光放到了“更加奢侈浪费的欧洲”寻找原材料，从欧洲每年进口的几万吨来自医疗、家庭等领域污渍斑斑的旧布支撑了美国造纸业的发展。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蓬勃发展的钢铁制造业急缺原材料时，美国又将眼光投向了欧洲，在1884到1887年间就从欧洲进口了从近4万吨到近40万吨的废钢铁（在短短三年间，增长了近十倍）。
而这个故事还有着更进一步的篇章，回收业巨头的身份的流转也和制造业巨头身份的流转互为表里。当全球制造业逐渐向亚洲转移之后，美国的铜废料更多地被运往急需金属原料的东方，这让美国在制造业黄金时期引以为傲的铜工业“发展受阻”，在2000年，北美仅有一家铜精炼厂得以存活。大部分重金属业离开了美国，仅仅留下了铝业。中国在成为向美国输出新产品的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可循环利用的工业废品的最大进口国。生动形象地描述一下吧，那时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巨大集装箱的货轮驶离中国港口行往美国，返程时载回工业废品（运输成本相当之低），再通过回收业的层层分拣加工，重新出现的原材料又进入了大大小小的工厂，被制成各种产品。
之所以将废品回收业称为毛细血管，也意味着这种在全球的“奇幻漂流”并非是单向的，而是相当复杂地错杂交织在一起。明特拿纺织物举例，亚洲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产生的二手衣物会超过许多富裕国家。本土市场消耗不了的二手衣物，会被分解裁剪制成更零碎的布料，再被运往美国的抹布厂。这旅程也有更复杂的，或者说更完满的版本：南亚制成的衬衫被销往美国，被买下穿旧，然后在美国的二手市场晃荡一圈后，又漂洋过海进入了南亚的二手市场，最后在当地被裁剪成抹布出口到美国。开端和终点最终相逢了：这意味着，小小的布料在需求和运费成本的引领下，在全球经济中进行了一种近乎完整的循环流动。
废品回收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毛细血管，让整个地球的经济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血肉相连。最能实际地揭示这种灵敏联系的是，废物成为了全球化经济每次潮涨潮落最精准的“指示剂”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远在按动危机全面爆发的扳机扣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的六个月，废品价格就已经开始下滑。当金融危机真正爆发之时，全球废金属市场应声出现了历史上最快也是最急剧的暴跌，几个星期之内下跌了90%。明特发现远在北京的可乐罐“市价比一周前跌了一半”。而当经济开始增长之时，废品价格也会“最先开始回升”。作为废品回收商的儿子，明特自豪地指出，在他们的废品站，他的家人们“通常能提前好几个月得知未来的经济走势”——格林斯潘在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也将废品价格作为他最常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
二、“用后即弃”和“计划报废”： “废物”为何越来越多？
讲完了宏大的故事，往往要回到最微小的开始。废品回收业的开端，始于每家每户都拥有的、却并不被重视的垃圾箱。我们是如何制造出了如此多的可以被投入垃圾箱的、仍有剩余价值的所谓的“废物”，足以支撑起这个联系起全球的体量惊人的产业？
“废物”的爆发式出现，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及与之而来的消费革命的出现紧密相关。要考察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工业革命最开始的地方——英国。伦敦的海滩拾荒人兼作家丽莎·伍利特（Lisa Woollett）的著作《拾荒:打捞出的英国工业文明史》对我们理解这个过程相当有帮助。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伦敦，几乎没产生任何废物。”伍利特写道。
这是因为19世纪中期的很多伦敦人都非常穷，“资源都很宝贵，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被回收利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新闻记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他的著作《伦敦劳工与伦敦贫困人口》（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中记述了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人是如何榨干垃圾中的最后一点价值的：在垃圾场中，垃圾工人们将可以重新成为原材料的玻璃和废金属卖给商人；砖块和废弃的蚝壳被卖给建筑商；腐烂的蔬菜和有机物被当作猪食或者可以和粪肥混合的物质卖掉；带脂肪和骨髓的骨头责备用来制造肥皂。“任何进入垃圾场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死猫会被卖给批货商，而剩下的灰烬也会被细细的筛子筛选出来，被卖作土壤改良剂、燃料、以及建筑沙子的便宜替代品。
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1912年，制瓶机每分钟可以生产出50只玻璃瓶。制造成本低廉的玻璃瓶让产品的规模化包装成为现实。英国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也飞速发展，预制商品得以在全英国范围内分销，第一次让企业进军大众市场成为可能。
英国义务教育带来的识字率的提升，则让消费革命随即迈出了关键一步。更多的人可以阅读包装上的文字，佐之印刷和复印技术的进步，广告占据了当时的大众媒体从报纸、杂志乃至小说中越来越多的空间。工业革命同样带来了英国白领工作岗位的爆发，中产阶级的规模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扩大。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购物不仅是受欢迎的休闲活动，也彰显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追求时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实现方式，特别是当用客厅里摆满的精致的小饰品向客人呈现的时候。
时尚，意味着快和新成为了人们的追求。而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供需的东风，易于生产、用途广泛且价格低廉的塑料登上了舞台。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商们用铺天盖地的广告，让大众迅速接受了塑料制品进入我们的生活。所谓的“一次性产品”，也为我们带来了崭新的便利和卫生的概念。从塑料吸管、外卖盒到纸尿布，物美价廉的“一次性用品”最后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并为我们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新需求，甚至包括一次性内衣。同时，塑料一次性包装将玻璃瓶所支撑的往往只有本国的大众市场几何倍数地扩大为全球市场，快速消费品行业崛起为令人瞩目的巨头。“得益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生产以及市场营销创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正如明特在他2019年出版的新书《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所总结的那样，在人们适应了有史以来物质最为丰富并且可以“用后即弃”的新生活之后，丢入垃圾箱的“废物”自然以几何倍数增加。
制造商们“计划报废”的小小诡计，也在为“废物”的无限增多推波助澜。在20世纪初大众市场刚刚崛起之时，鼓动消费的制造商们就发现了他们商业模式的隐忧：即使大众热烈地响应消费的号召，将无数现代化的新产品请入家中，但大多数人只会在新产品用坏之后再进行购买，需求远远赶不上供应。“结束供过于求局面的办法就是培养需求过度旺盛的消费者。”正如美国记者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著作《垃圾制造者》（Waste Maker）所总结的那样，在那时，灯泡行业决定联合起来施行“计划报废”策略，包括菲利普（Philips）、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ic）等全球主要灯泡制造商加入了“太阳神企业联盟”（Phoebus cartel），彼此串通加快灯泡烧坏的速度来降低灯泡的使用寿命，变相促进灯泡销量的增长。1924年灯泡寿命的行业标准长达2500小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却下降到了1000小时。
“计划报废”事实上成为了消费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除了人为地降低产品的耐用性之外，制造商们从时尚行业不断推出更新潮风格的“换季”中获得了灵感，试图对产品风格进行更频繁的更新换代，来让消费者们感觉自己拥有的版本已经过时了而需要更换。
伍利特发明了“感知报废”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现象。汽车行业是运用“感知报废”大获成功的第一行业。20世纪五十年代，通用汽车公司聘用的第一位设计部主管哈利·厄尔（Harley Jarvis Earl）主导了通用产品思路的改变，从和福特公司比拼技术和质量，转移到了通过设计和风格的改变配合营销的道路上，迅速爬上了汽车行业的金字塔顶尖。正如厄尔的名言，他无意追求永不过时的设计，而将加速淘汰产品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当汽车的平均拥有时间缩短为1年时，我的工作就尽善尽美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他的“美国人”系列丛书中（The American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汽车制造商通过不断淘汰旧款式和市场营销，最终让汽车成为了“个人成就的象征，这种象征不仅有形，而且浅显易懂”。伍利特笔下的英国成为了映照。20世纪初，英国的道路上有8000辆汽车；而到1970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500万。
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电子废品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泛滥成灾，成为了当今最重要的废品门类。电子制造商们不仅不断推出更高性能更新设计的电子产品让人们“感知报废”，同时，他们也会私自让产品“计划报废”。法国执法部门就曾质疑苹果公司进行了“计划性报废”，因为苹果公司在2017年承认，它为了维护电池性能，通过软件更新私下降低了老款iPhone的运行速度。
“用后即弃”、“计划报废”的后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Capitalism）的同时，“大加速时代”（Great Acceleration）也来临了。在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的著作《大加速：自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中详细解释了这一名词，科学家们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据显示，人类活动持续地急剧增加，碳排放、塑料的使用、世界人口对污染的影响以一种相当快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干扰达到了从所未有的强度”。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类每年使用的资源首次超过概念的可再生资源时，人类只为之兴高采烈。当1988年地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时，伍利特写道，越来越多民众才开始意识到，“消费的急速增加是有成本和极限的，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过度消费带来的影响”。在其后至今的几十年来，人类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气候问题，但消费和废弃的巨轮已经难以停止。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遵循从消费中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却也不得不接棒发达国家成为废弃物的主要制造者。世界银行在2018年发表的《垃圾何其多2.0：到2050年全球固体废物管理一览》报告显示，如若不加干涉，到2050年人类产生废弃物的速度将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三、罪与罚：残暴的欢愉后，如何避免残暴的终结？
人们已经意识到，如若作为人类愉悦的消费行为结果的废物无限增长下去，势必将毁灭人类的未来。就像莎士比亚的名句所说的，“这场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报告了我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衡，“为了满足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方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56%”。
事实上，废物不仅在全球经济中进行了“近乎完整的循环”，也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中。被人类制造出来的塑料被遗留或者丢弃在环境之中，从中降解出来的微塑料已经达成了环球之旅，科学家们在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中发现了微塑料的踪影。微塑料最终完整地循环回了人类之中：通过被感染的食物和水，微塑料颗粒最终回到了人体之内。科学家们在成人乃至婴儿的粪便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
而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3月24日，科学家们第一次在人类血液中发现了微塑料。这篇发表在《环境国际》（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杂志的题为《人类血液中塑料微粒污染的发现和定量分析》（Discovery and quantification of plastic particle pollution in human blood）的论文指出，80%的受试群体的血液样本中被发现了微塑料颗粒，并且可能停留在人体器官中。虽然科学家们尚未确定微塑料对人体的具体危害，但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微塑料可以附着在红细胞的外膜上，并限制红细胞输送氧气的能力。
固然纵贯全球、体量庞大的废品回收行业如明特所言，肩负了“清理人们弃若敝屣的废品，将之转变成人们趋之若鹜的精品”的重任，并且看起来卓有成效，但问题在于，回收的转化率即使再高，当废物总量达到一个天文数字时，那些最终不可循环的废物仍旧将淹没这个星球。
明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1960到2010年，美国人从家庭中收获的可循环再用废品从560万吨上升到了6500万吨”，他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光鲜数字结果的背后，“请注意，同样是这些美国人制造的垃圾数量从8110万吨上升到了2.499亿吨。”从结果看，循环再用率的提升并不会降低废物的数量。
更别提塑料这一可以循环到人体内的废物的回收率，实际低得惊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14%的塑料包装被回收，而能够有效循环回收使用的只有2%，大部分在再利用一次后就会被填入垃圾填埋场或者进入大海。这带来了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不仅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海岸线和河道面临着严重的塑料污染，塑料碎片也淹没了英国那些最美丽的海岸，而在海洋之中，洋流聚集起了巨大的塑料垃圾浮岛，比如有法国三倍大的巨大北大西洋垃圾带（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心理学家们也发现，当消费者们认为循环再用是有利于环境的，他们往往会更心安理得地制造更多的废物，然后将它们丢入循环利用箱中。在2013年发表在《消费者心理杂志》（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中的一篇题为《循环利用的变质：当循环利用的选择增加了资源消耗》（Recycling gone bad: When the option to recycle increases resource consumption）的论文中，研究人员在一所大学的男厕所增放了一个“手纸循环再用桶”后，人们消耗的手纸数量差不多多了一半。这篇论文指出，消费者们如果被引导只关注循环利用的积极性，“循环利用”会成为他们“赎罪券”，抵消他们浪费的负罪感并且给他们以增加消耗的合理借口，反而导致消耗增加的现象。
明特提醒我们，事实上，循环利用（recycle）从来不是保护环境的最佳做法，在广泛认可的环保三R原则中，循环利用实际是排在第三位的做法，第一位的是“减少消耗”（reduce），第二位的则是“重复使用”（reuse）。
看起来，“减少消耗”是最佳的原则，大众文化中响应这条原则的呼声似乎也越来越高，“极简主义”和“断舍离”在全球大行其道，但明特在《二手世界》中对其不以为然。极简主义号召人们将自己的物品精简到必需品，断舍离强调人们要敢于舍弃不需要的东西，明特认为，关于这些主义的畅销书反而激励了大众，先腾空自己的房子，然后购买更多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消费带来的欢愉是在建立在消费经济上的当前时代人们最能触手可及的快乐，以及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性的一部分，“购物狂”合并“囤积癖”正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病症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减少消耗”是反人性的。明特辛辣地指出，追捧这些主义、热爱共享经济的千禧时代们被寄希望于能够改变消费型经济，而研究表明，在疲软的经济和沉重的房租和贷款负担下成长下来的千禧一代，事实上已经难以承受大宗消费。他引用了几项研究，即使拼车软件发达，75%的千禧一代仍旧想买车，而欧洲年轻人选择共享经济的最大原因不过是便宜。换言之，“如果千禧一代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们也会买很多东西”。
如果想减少消耗，也得利用人性。如果有选择的话，人们会选择更耐用的产品，这也正是在购物中的基于“理性人”选择的人性之一。2016年欧洲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价格相同的前提下，有着更长使用寿命产品价签的产品的平均销售额，要比同类产品高出13.8%。使用寿命对某些产品销量的影响惊人：能够推动行李箱、打印机、运动鞋销售额分别增长23.7%、20.1%和15%。人们甚至愿意为使用寿命更长的洗碗机，多支付一些钱。这是因为“占便宜”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使用寿命更长的必需用品，显然能帮助我们节省不少的开支。
显然，明特更希望制造商们能够为那些他们为大众制造出来的“残暴的欢愉”买单，能够让大众买到使用寿命更长的商品（“减少消耗”），以及，让大众可以更方便地自我维修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废物来源电子产品，能够像旧衣服那样“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家而言，这何尝不是相当反人性的要求呢？如今我们唯一可以明晰的是，废弃物问题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性逆水行舟，试图不被最终推入“残暴的终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